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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石文化
玉石文化

[2011/12/24 15:39:39]  浏览次数:   来源:成之堂泰山玉精品店

    我们不能说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没有玉文化,但无可否认,对于玉,中国人更有发言权。在中国的历史中,玉通常扮演着特殊的角色,权力、地位、爱情、盟约……而中国的文学也因玉文化而独具东方的神秘特色。
玉文化应该也必须打上东方的、尤其是中国的标签。要想研究玉文化在文学中的角色,首先要先了解玉文化。
    玉文化的历史甚至比中华文明的历史还要多上两个千年。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时期至今,连绵发展了七千年。在这七千年中,玉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紧紧地捆绑在一起,成为这个民族发展与繁荣的见证。
    在中国人看来,玉是天地的灵石,是可以礼天祭地喻君子的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中,“以玉作六器,以礼天地四方,以苍壁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,以赤璋礼南方,以白琥礼西方,以玄黄璜礼北方”天子所执大圭为廷,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,“朝廷”一词,便由此而来。其实早自秦始皇起,与便开始与皇室紧密的联系起来。相传始皇帝以和氏璧所做的玉玺传至唐末,是皇权的象征,一直被争夺不休。
对于玉的定义,有两个比较权威的说法。早在先秦时期,圣贤孔夫子就曾给玉下过定义:“夫昔者,君子比德于玉焉。温润而泽,仁也;缜密以栗,知也;廉而不刿,义也;垂之如队,礼也;叩之其声清越以长,其终诎然,乐也;瑕不掩瑜,瑜不掩瑕,忠也;孚尹旁达,信也;气如白虹,天也;精神见于山川,地也;圭璋特达,德也;天下莫不贵者,道也。诗云:言念君子,温其如玉,故君子贵之也。”而汉代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这样解释玉,“玉,石之美,有五德:润泽以温,仁之方也;理自外,可以知中,义之方也;其声舒扬,专以远闻,智之方也;不挠而折,勇之方也;锐廉而不忮,洁之方也。” 这两者都是从儒学的角度解释玉的。可见,中国自古就有把玉和道德品行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习惯。中国人认为玉有五德,九德,十一德。五德的说法源自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,概括为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。九德的说法源于《管子》,“夫玉之所以贵者,九德出焉。夫玉温润以泽,仁也;邻以理者,知也;坚而不蹙,义也;廉而不刿,行也;鲜而不垢,洁也;折而不挠,勇也;瑕适皆见,精也;茂华光泽,并通而不相陵,容也;叩之,其音清搏彻远,纯而不杀,辞也。是以人主贵之,藏以为宝,剖以为符瑞,九德出焉。”而十一德说法就是前面孔夫子在《礼记》中所释概括:仁、智、义、礼、乐、忠、信、天、地、德、道。
    正是因为玉被赋予了多种道德内涵,古代文人墨客多有佩戴玉器的习惯,而玉器也逐渐出现在文学文本里。而外国文学作品中就鲜有玉的身影了。虽然玉矿石的研究是西方人最先开始的,可是玉石被西方人重视,也不过是清朝才开始的事。在清朝之前,西方的宫廷和贵族并没有把玩玉石的习惯。中国的皇室喜欢八万玉扳指,西方的贵族似乎更喜欢钻石和宝石。最高统治阶级的爱好往往会辐射整个社会。比如南宋徽宗虽然在政治上无能,但飞白体出神入化,整个南宋文风浩然。对于玉也是一样,无论是软玉和田,还是硬玉翡翠,都是从最高统治阶级的喜爱开始从而在民间形成风尚。西方的统治阶级对玉没有兴趣,因此无论布衣还是贵族,也就不会选择玉器来逢迎上级。
    这种宫廷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交通的堵塞。虽然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就已将当时的大秦与中原沟通在一起了,但当时玉显然不是贩运的主要物品,而是以丝绸,香料和茶叶为主。其实,中国还有一条比丝绸更古老的玉石之路,与丝绸之路大致吻合,以和阗玉的故乡于阗为起点,向东西两翼延伸,西至西亚,向东至迟于距今4000年之前已达到中原,主要向中原输送玉料。
    基于历史的原因,玉几乎成了东方的象征,更是中国的国石。
    那么以玉文化为特征之一的中国文学又呈现了哪些特点呢?
   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中,软玉的出镜率比较高,翡翠的繁盛要迟到明清。《礼记》,《管子》中关于玉的叙述前面已经提到过了,在此不再赘述。在这两部儒家经典中,玉都被赋予了高尚的道德情操,是君子的象征。也就是说,在中古的儒家经典中,玉是君子的化身。而看一个人是否为君子,就要看他身上是否具备玉所有的五德(或九德或十一德)。只有符合这这五德(或九德或十一德),才能称为君子和圣贤。
玉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。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投我以木李,报之以琼玖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”这里的琼琚、琼瑶、琼玖都是美玉。玉的功用是什么?用来交换,从而达到“永以为好”的目的。我认为这种“永以为好”不能狭隘的仅仅理解为男女之间的盟约,而是应该理解为报答,也就是君子知恩图报。说来说去,还是一个信字,还是玉的品德之一。
    古人用文字来欣赏玉、称颂玉。郭璞瑾瑜玉赞曰:锺山之宝,爰有玉华,光采流映,气如虹霞,君子是佩,象德闲邪。西晋时傅咸作《玉赋》,“易称乾为玉,玉之美与天合德,其在玉藻,仲尼论之备矣,非复鄙文所可称述,万物资生,玉禀其精,体乾之刚,配天之清,故能珍嘉在昔,实用罔极,夫岂君子之是比,盖乃王度之所式,其为美也若此,当其潜光荆野,抱璞未理,众视之以为石,独见知於卞子,旷千载以遐弃,倏一旦而见齿,为有国之伟宝,礼神祇於明祀,岂连城之足云,嘉遭遇乎知己,知己之不可遇,譬河清之难俟,既已若此谁,亦泣血而刖趾。”
    说到《玉赋》就不得不提到和氏璧。《玉赋》在赞玉的同时是在表达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。玉不再仅仅是君子的象征,而被赋予了圣主贤臣的内涵。
    战国时期的韩非在《韩非子·和氏》一文中记载了和氏璧的故事。楚卞和往荆山,见石中有璞玉,抱献楚历王。王使玉人相之,曰:“石也。”王怪其诈,刖其左足。历王卒,子武王立,和又献之。王使玉人相之,曰:“石也。”王又怪其诈,刖其右足。武王卒,子文王立,和欲献之,恐王见害,乃抱其璞哭三日夜,泪尽继之以血。文王知之,使谓之曰:“天下刖者多,子独泣之悲,何也?”和曰:“吾非泣足也,宝玉而名之曰石,贞士而名之曰诈,是以泣也。”王取璞,命玉人琢之,果得美玉,厚赏而归。世传和氏璧,以为至宝。
    是为,圣主在世,而和氏璧出。和氏璧在某种程度上,成为了圣主贤士的代称,这也是以玉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之一。
    然而,玉并不是永远为祥瑞的代名词。稍仰观历史,我们就能发现,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处在上升时期的时候,及自秦至唐,玉或是和氏璧或是玉玺,一直被视为祥瑞之物,而自从唐朝灭亡,中国的封建文化开始走下坡路,玉玺也消失了,玉的权力象征意味也逐渐淡化。
    玉以“比德于玉”的形象出现在《礼记》中,说明了,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封建礼教的象征。而到了北宋末年,附庸风雅的徽宗,增刻印玺十方,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意。而到了清初故宫藏玉玺39方,其中被称为传国玺者,却被乾隆皇帝看作赝品。从唐末到清朝,玉的权力地位随着封建制度的漫漫瓦解而下降,同时,玉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由祥瑞之兆变成了灾难之兆。成书于清朝中后期的《红楼梦》,缭绕着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的爆土狼烟。贾宝玉衔玉而生,被人们是为祥瑞之兆,只因这块通灵宝玉上刻着“莫失莫忘,仙寿恒昌”,背面刻有三句铭文:“一除邪祟,二疗冤疾,三知祸福”。然而,这块宝玉并没有保佑贾府和贾宝玉,反而预示了贾府的不幸。于是,玉石自古的祥瑞形象,在这里成为了女娲补天未用的顽石。女娲这样的神用之不得,更何况贾宝玉这样的凡夫俗子。玉成了祸害,真是一个大大的反讽。
而看近现代文学,软玉逐渐隐退,硬玉登上舞台。如张洁的《祖母绿》,张抗抗的《作女》,翡翠都是为了爱的象征。
    在《祖母绿》中,祖母绿代表的是无私的爱,是曾令儿一生默默奉献与牺牲的概括,而在张抗抗的《作女》中,翡翠与翡翠鸟紧密相连。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:“翡,赤羽雀。翠,青羽雀也。”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中《异物志》“翠雀形如燕,赤而雄曰翡,青而雌曰雀。”《作女》的主题是寻找。翡鸟寻找翠鸟,卓尔寻找知己。这个知己便是她曾在南方遇到的观鸟人,她的情感归宿。
在这两部以翡翠为线索的现代小说中,玉已经不再是君子的象征或者是祥瑞的征兆了,而是成为了爱的化身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,人们所赋予玉的内涵正在从礼教化向人性化发展。古人以玉喻君子,把它与道德捆绑住,实际上是在利用玉来巩固政治和礼教,而现代的文学作品,玉脱去了礼教的外衣,而还原了人类本性的特点。无疑,爱远比礼教道德更深刻也更易于接受,爱不仅是文学的主题,更是时代的主题,人类的主题。
   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,玉文化的发展与中国文明发展息息相关,同时也和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的主题和社会功用紧密相连。玉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,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切入点。玉文化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比在现代中重要,一方面与封建制度本身有关,一方面与封建制度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有关。当封建制度土崩瓦解之后,玉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也只有在中国,玉在文学作品年中扮演了这样神秘而重要的角色。这不能说是中国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家文学的一大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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